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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县文史资料第十九辑——关于网络时代地方文献开发和新一届修志的思考

来源:沙县新闻网 作者 未知 无障碍【语音播报】


    内容提要:依托政府信息平台,按市场运作规律,建立方志地情数据库;强调政府信息资源公开,用“重修”的方法续新志;地方文献研究要更新观念,变革研究方法。


    关键词:网络时代  地方文献开发“重修新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调政府信息资源和地方志信息网络化,也就是说要运用先进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使政府信息资源和地方志变成活的信息,并使之易传、快捷、共享,实现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值此新一届修志和地方志信息网络化建设,笔者颇有感受,现将思考所及的几个问题提出,乞方家指正。


一、依托政府信息平台,建立方志地情数据库


    信息时代的到来已不可阻滞,在发达国家,工业社会的基础结构正在被信息社会机构所取代。当前信息技术的建构和发展,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绝不仅仅是技术载体的一般升级或更新,而是一种把握新的经济增长契机,构建从内容到形式常见常新的数字信息平台,从而推进市场经济步伐的重要手段。“建设信息化要政府先行”,各级政府和各个部、委、办、局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急起追赶,纷纷投巨资打造“数字城市”“数字政府”,建成信息网络中心机房,实现办公自动化,开通市、县(区)政府网站。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政府信息采集和流动的主渠道仍是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多远甚至是否流动,都是政府决定的事,社会公众无权干预。由于政府体制和运作机制相对落后,造成政府这些网站不同程度地存在内容空洞、缺少特色信息、动态信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有的网站除了主页上的网址和几个栏目名称外,看不到任何内容,成为“空头网站”;有的仅仅满足于在网上“亮相’,缺乏为社会公众提供必要信息服务的意识,网站上的信息几乎都是几年以前的,有用的信息贫乏。据统计,我国80%的社会信息资源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1],其中只有20%是对社会公开的[2],加上政府机关仍有习惯于将公众关心的信息藏在抽屉里的官僚作风,使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常常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政府部门产生和掌握的统计数据等各种信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办事处国际化资源管理办公室主任周先生就我国国际引资问题曾举例说:西部要建一条高速公路,需要引资50多忆美元,这条公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跨过17个县(市),本来作为基本数据,17个县(市)的具体名称应该标出,但报告中没有写,后来外方花了3天时间才查到16个县。而当一家美国公司要查询这17个县(市)的有关资料时,就在北京这样一个号称全国信息中心的地方,资源管理办公室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也只查到6个县的县情资料,而这6个县里的资料,最早的一个是1983年,最近的一个也仅是1992年资料[3]。这种状况远远不能适应我国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与政务公开的进程背道而驰的。


    1989颁布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提出“要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建立方志地情资料库,推向社会,逐步实现信息网络化。”2001年8月召开的“全国地方志网络建设研讨会”再次明确地提出“地方志工作应适应社会信息化的要求,进行战略转移,建立多功能、多门类、综合的信息资料库并上网发布,为社会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但是,在政府信息平台之外,再建一个方志信息平台,对大多数省、市、县来说,无论从财力和人力方面,都是很难做到的。如果充分利用现有条件,依托政府信息平台,建成政府(方志)信息平台,使详细、可靠、权威的方志信息资源变成活的信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对政府和社会来说,都是皆大欢喜的事。当然在政府信息平台上建立方志地情资料库,并不是一古脑儿地将各种新志、年签及地情资料原封不动地搬上网。应该把地方志信息网络化建设和即将进行的新一届修志当作网络时代各级政府主持下的一次对地情、国情的全面调查,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和史学建设,是对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包括政府信息资源)的全面开发利用。


    传统的信息文献开发利用方式,主要是对社会信息资源(主要是政府信息档案资源)进行一次文献开发,编纂出志书,年鉴等。而有针对性地查检所需的地方文献信息,编制文摘、文献目录、专项年表、统计表、示意图、索引、年表等二次文献,或对某专题文献进行系统调查,编撰专题论著、资料汇编等三次文献,则相对匮乏。要实现地方志信息化、网络化,就必须对地方文献和政府信息资源进行一至三次的开发,尤其是三次文献的开发利用,更是当前地方文献研究新课题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所以,依托政府信息平台,对首届修志所积累的文献资料进行一至三次开发,并新增首届志书截稿以后的资料,将专文、专题论著、文件、文摘、文献目录、大事记、专项年表、统计表、地图、示意表、图片、音像、索引等多种资料形式熔于一炉,建立全方位的方志地情数据库,应是目前各级党委政府决策层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在网络时代,地方信息文献的开发利用不会局限于查阅、编辑,将采用先进的手段调出所需信息资料,运用计算机编辑,或利用计算机对调出资料按一定规则和程序进行整理,可以设想将方志地情资料库纳入各级政府信息平台,建立政府(方志)信息平台,规划与制作各类型的图文互补的信息衍生多媒体,包括“电子版方志图书和纸板方志图书”,打破传统方志研究的狭隘性,既充实了政府信息网的内容,解决政府信息网内容空洞、缺少特色信息、动态信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又为社会提供了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二、建立政府(方志)信息平台,政府信息资源公开是前提


    建立政府(方志)信息平台,进行地方文献开发和新一届修志,政府信息资源的公开是前提。从目前政府信息网站和已出版的地方年鉴等文献资料不同程度地存在内容空洞、缺少特色信息、动态信息更新不及时等问题,除了信息中心和修志机构自身的原因外,还与政府政务公开有关。许多政府的职能部门给信息中心或修志机构提供的信息仅是信息质量不高的“年终总结”或“会议报道”,而具有更大价值的信息却以种种“工作神秘”理由而拒绝提供。


    作为有重要价值的国家资源,政府信息属公共所有,是掌握在政府手中 的公共财产,政府有必要也有责任向公众提供。因此,政府一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另一方面也对全社会负有提供和发布信息等重要责任。这就要求各级政府部门,主动面向全社会提供准确、实时的信息服务,确保用户在公平、法治和宽松的环境下及时获取和利用可公开的政府信息。政府信息网络将政府信息快速、方便、廉价、准确地传给社会公众,减轻公众为此需要付出的经济和时间负担,使公众能享受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同时先进信息技术的应用,又可以改善信息采集、加工、传递和利用的方式,使政府在履行职责的同时,具有良好、充分的信息传导,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更加有效地为公众服务。如果说这是一种制度的创新,那么,“通过这种制度创新,能够使我们的政府机关,对信息,对政治信息资源的关系,实现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从原来那种有图书没有书架的一种粗放式的管理,向一种比较科学化的一种适应信息时代要求的这种管理方式的转变,这是对政府来说。那么对公民个人和企业来说,他们会更容易地获得政府的信息,更容易相应地做出合理的决策和决定,实现自己的知情权,对企业来说,它降低它的商业成本。[4]政府信息公开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信息是理性沟通的基础,而理性沟通又是民主的前提。信息技术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而这一基础又将把民主推向更高的层次。在我国,知晓并监督政府的决策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其中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就是政府行为过程透明并在广泛的范围内公开,而不仅仅是20%的对社会公开,从而吸引社会公众的关注与参与。政府上网能大大拓宽社会公众行驶民主权利和参政议政的渠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公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以及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广而告之,使公众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政府在做什么、在怎么做,并可以及时地以多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决策过程,获得政府具体、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市场机制的形成取决对社会资源(含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还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开拓,还是把农业推向市场,都离不开信息的引导。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迫切希望获取政府信息,实现自己的知情权和话语权。


    政府信息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许多重要领域,其中有不少属于“敏感信息”甚至是“国家机密”,网上信息资源共享与资源安全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现行的《保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更多的是强调对政府信息的保密而非披露。一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拒绝公开政务信息的一个理由就是此类信息属于“工作秘密”,这已成为少数政府部门拒绝向公民提供信息的一个“挡箭牌”。这一现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部分政府机关和公务员对“保守工作秘密”的片面理解,而由于判断是否属于“工作保密”的标准往往模棱两可、莫衷一是。在此前提下,“工作保密”就成了一个“大口袋”,凡是跟工作有关的都变成“工作保密”了,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随意拒绝公民和组织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也就变得轻而易举了。


    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被称之为“阳光行政”,一方面要充分做到政府信息公开,另一方面又要确保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公民和法人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而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就要依法划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等级、权限,明确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原则和标准。在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政府信息的密级也应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随时加以调整和解密。我们现在面临着政府信息在保密的范围上过大,定的密级也偏高,包括在保密定密的机制上不够严格,就是说存在着有些“秘密”一订终身,解密的机制没跟上。但是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通过信息公开法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修改《保密法》,按照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公开则以合法、及时、真实、公正、利益平衡和不收费”为原则,做到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最大化,保密的范围最小化,不故意隐匿信息和提供虚假信息,除了个人隐私、商业机密、国家机密,公民和组织有权申请了解本应公开却未公开的信息,对于不依法提供或发布政府信息、凭借手中的信息权力垄断抛售“信息资料”牟取非正当利益或故意提供虚假信息以及在信息提供和发布中泄露国家机密、妨碍公共利益、侵犯公民隐私的机构和个人,要依法严肃查处。


    只有明确政府信息的社会公有属性,确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政府信息获取、传递、使用中的权利与义务,界定必须公开、可以公开和豁免公开的政府信息,划分各个政府部门在信息发布中的职责,规定政府信息提供与发布部门对信息完整性、及时性会正确性的责任,制定信息服务的免费原则,才有可能打破政府信息的部门所有局面。据悉,即将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和《电子签章法》就是要以法律的形式对政府信息资源公开和推行电子政务办公进行界定,这无疑将极大地提高政府信息资源公开和推行电子政务办公的速度。依法实现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资源公开,优化信息资源配置,建立行之有效的政府(方志)信息数据网上公开、交流机制,对提升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按市场运作规律进行方志文献开发,建立方志数据库


    目前,无论是政府的哪个部门创建信息平台或进行地方文献开发,都是政府职能扩张的一部分,都会遇到体制落后和制度相对滞后的问题。所谓“××市、县信息开发领导小组”和“××市、县地方志领导小组”均是议事机构,其常设机构仍附属于政府部门,其人员管理,尤其是专业学术人员的管理仍依照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集中动员管理模式,具体地表现为活动依赖有限的行政指令。尤其是专业学术人员的管理仍依照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集中动员管理模式,造成政府信息资源和地方文献开发的重大决策和方向,不是由信息内容和地方文献研究发展规律决定,而是由行政人员所决定,由于人为的因素,对地方文献开发不重视,信息内容和地方文献研究的热点不被支持,有远见的课题,更是难以得到支持。平庸之辈拖垮学术先进。尤其是在市、县一级的政府信息资源和地方文献开发,有的地方不重视,或地方财政能力差,或直接领导的年轻的行政主管用钱不当,专业人员的培训费、项目开发费(包含采访调查费、资料费、评议、审稿费、稿费)、各种专业书籍资料的购买和电脑硬件、软件等设备的添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都因资金的缺口而无法满足需求。


    也许政府的管理部门会将创建政府(方志)信息平台的任务列入“目标管理责任制”。实际上这种从集中动员管理模式向“目标管理责任制” 过渡,以“加压驱动”的手段,其效果不幸是最小的。它最明显的缺点是,具体目标很少同项目的关键效果(数量、质量和成本)发生关系。在典型的目标管理制度下,由于政府掌握基层组织和机构办事、行政过程中有关效果的信息很少,政府的“目标管理责任办公室”管理人员与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单位起草签订“责任书“的时候,往往人为地把目标定得很低,从而能保证达到目标,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诸如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上级与部门的行政主管双方脸上都有光。于是,单位的行政主管便竭力维护自己的职位,搞自己的“独立王国”,一方面谋求扩大预算,争取更多的人员和更大的权力,另一方面却尽量减少和压缩非本部门、本单位的业务。由于“××市、县信息开发领导小组”和“××市、县地方志领导小组”领导之下的“信息中心”或有关常设机构大多是政府的行政或事业单位,不是独立的法人机构,其行政主管没有人事权,不能为任务完成好的责任人提级、提薪,也不能为任务完成不好的责任人降级、降薪;政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处罚措施一般也没有经济性处罚。搞平衡是政府行政人员的强项,为了不引起自己团队中的怨恨和不信任情绪,原先许诺的以“目标管理责任制”名义来奖励的极其有限措施,终因种种原因而放弃,奖金月月“普发”,干好干坏一个样,还是“吃大锅饭”。“加压驱动”的“目标管理责任制”手段,也许能达到任务完成的预期目标,但是,因为赶时间、赶进度,学术问题没有讨论、没有争议,大家都为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驱使,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求外表,不重实质。最终的结果是,政府(方志)信息数据库建设的质量大打折扣,问题多多。


    笔者认为,目前虽不能从体制上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至少可以从运作机制上进行改革一下。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周汉华教授在接受《CCTV新闻夜话》记者的采访时曾说:“只有通过这种机制(市场机制),才能让这个信息的流动充分流动起来,在我们的归纳里面,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对信息的一种市场化的运作,就是说只有启动一种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比如说我获得了某一个市场的有关公的公共信息的情况,那么我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比如说我可以把全国的市长的收入编一个市长收入的一个白皮书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对于信息的一种市场化的运作。只有这种商业化的运作,它能够非常有利地促进信息的这种快速的流动,我想这个是各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基本原则。比如跟这个原则相关的,也是国外现在非常重视的,也就是说对政府信息,你还不能提供版权保护,还不能说我这个就只有给了你,你就不能向其他人再去卖钱,不能提供版权保护。我们的《著作权法》也明确规定,就是说政府的文件是没有版权保护的,我一旦申请了,我一旦获得了,我可以对它进行加工,比如说我可以把全国的驾照的那个有关的情况信息,我可以把它编一本书,我甚至还可以在市场上去卖,这属于这个深度加工,增值服务。”[5]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充分认识到体制与机制改革的重要性,一个好机制救活一个企业,一个承包机制解决农业大问题。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政府办事是不是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改革运作机制,以克服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集中动员管理模式造成的弊端。


    首先,在“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业机构组织实施”的大原则下,政府要支持方志机构进行制度改革,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予以保证,并赋予一定的自主权,或变政府的行政事业机构为独立法人机构,使改革得以实施。与其他文化建设项目不同,对于像编纂地方志、年鉴、建立政府(方志)信息数据库这样地方文献开发项目,其结果是使全体公民受益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它不能阻止没有出钱的人享受它带来的好处,而编纂者的经济效益和个人效益却是很低的。因此,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是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基本职责,编纂地方志、年鉴和创建政府(方志)信息数据库这样地方文献开发经费必须由政府提供。当然,也可吸纳社团组织、企业或个人资金,并把“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贯彻始终。在具体运作中,可以引进市场竞争机制,采用项目课题招标制度形式,找一些有实力又具有奉献精神的社团组织、企业或个人来办此事,项目一经招标,便依法签订项目协议书。否则,政府既花了纳税人的钱,事情仍然办不好。


    第二,课题的选择同样要树立以市场为导向,讲求经营的理念,改变过去所信奉的非市场的准则。因为地方志、年鉴及其他地方文献开发成果与一般商品有共同属性,一个课题的选择同样有产品研发、定位、市场细分、销售渠道、价格策略、区位范围等。志鉴及其他地方文献开发成果还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就在于“资治、教化、存史”的社会属性。有远见的地方文献开发成果与大众媒体(报纸、杂志)相比,有其特定的目标读者,而对大众是否有吸引力,主要取决于内容(信息)。所以课题的选择要综合考虑其一般属性和特殊属性。否则,地方文献开发不但毫无意义,还会浪费成本。如果把电子版和纸版的志书、年鉴编纂作为一个项目来运作,政府方面是投资者,必须有一个严谨的招标可行性报告,可行性报告必须包括以下方面:


    ◎一部志书、年鉴的纲目,既要考虑其“资治、教化、存史”的社会属性,也要考虑其商品属性。


    ◎一部志书,年鉴从开始收集资料到出书及建立网上方志信息数据库的运作成本,要有详细的预算,充分考虑到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


    ◎一部志书,年鉴从开始收集资料到出书及建立网上方志信息数据库所需的时间,特许的专业纂修人员,技术、设备、经费的可获得性。


    ◎按编志所需在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资料收集的成本和项目:由政府及社会组织的各部门和单位无偿提供的资料长编的可获得性及成本,准确而有价值的企业法人、社会团体组织、自然人信息的有偿和无偿可获得性及成本。


    作为参加投标的单位部门(修志机构)、社团组织、企业(咨询公司)或受命承办单位也必须提供相应的方案,并附详细的分析报告。其内容包括志书纂修人员的资质、纲目设置、纂修步骤、出版印刷定位、志书销售市场细分、销售渠道、价格策略、运作成本等。


    其他课题的运作亦如此。

    

    第三,建立课题组首席专家责任制。要改变过去行政官主管事业、研究单位的格局,赋予课题组首席专家一定的自主权,从人力、财力和物力上保证首席专家的权力和责任。课题组专家人员应具备经济、政法、社会、历史、地理学以及相关的自然学科专业修养,可从上一届修志的业务骨干中选,还可从各部门、各单位中有志于修志,且熟悉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情况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中选,再就是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的专家学者中聘任同时要注意培养拔尖的地方史志人才。


    第四,建立课题质量评估制度。可以通过地方史志学会(协会)理事(董事)民主监督,类似一种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体制,对修志和其他志余产品的项目费以及地方史志的社会集资的资金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全成本核算,并根据专业特点建立相应的评估方法,根据业绩和效果按国家有关规定拨付项目开发(包含资料费、稿费)、评议、审稿费。这种地方史志学会“质量小组”因其大多数成员是本行的专家学者,他们可以在跟踪现场中解决大部分问题,可以根据各项目课题的修志人员完成任务的数量、质量按项目名称、按业绩、效果发给项目开发、评议、审稿费。实行地方史志学会(协会)全面质量管理办法,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又可以改变传统吃“大锅饭”的现象,杜绝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和分配不公,从而大大提高编修工作效率,缩短周期,志书和信息数据的质量也会明显提高。


    政府没有理由只懂得花纳税人的钱,却没有把事情办好。政府信息资源和方志文献开发和新一届修志(包括纸版和电子志书),政府在未来的若干年里要投入多少钱,目前还不知道,但肯定不会比上一届修志少花钱。有人做过统计,上一届志书从编纂到出版的6~8年,甚至多至十余年。大约一字花掉一元钱。平均计算的确如此,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远远不止这个数。我们如果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讲究经营理念,至少可以做到有收益而不浪费,同时还可以改善工作条件和添置设备设施。假设以100万字的志书即耗资100万元作为从修志书和创建政府(方志)信息数据库的总投入(或者叫总投标),我们用企业精神,以市场导向作一个科研项目成本核算,就可以做到有收益而不浪费。其中30万为3~5名专职修志人员3年的平均工资(方志机构是学术科研机构,根本养不起闲人,不会研究、不会写、不会编、不会上机操作的人应该淘汰出局,不占人头经费),10万元为专业分志资料搜集费(市场经济情况下依靠行政部署来免费搜集社会信息资料难以保证),10万元编纂打印费和其他不可预计的费用(含1名电脑输入和兼职的办事员的工资),50万元作为纸版志书和电子志书的出版运作经费。经费投放根据工作进度分期到位,时间上第一年各职能部门承包完成所有专业志长编,第二年由方志机构完成总纂合成定稿,第三年出版发行。因按经济规律办事,依托政府信息平台,建成的政府(方志)信息数据库,并编纂一部百万字的新志,政府投入100万元,3年内出版发行,而政府(方志)信息数据库可以先期投入运行。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是合算的。3年后,新修的志书以100元的单价发行3000册,从理论上来说可收回30万元的成本。志书虽然不是畅销书,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卖光。但反过来,又可刺激志书的编纂研究者想方设法编修出有市场销路的志书,以增加收益。这样算下来,一次续志的编修可以有30万元收益,如果政府不收回(其实按财政预算的惯例花出去的钱大都没有收回),仍然留作方志机构为下一届续志作基础工作的经费。不修志书的年份,方志机构则可以靠一年一编的年鉴以及规划与制作各类的衍生信息系列产品的有偿收费项目过日子。事做得越多,做得越好,收益也就越可观,政府也不至于浪费纳税人的。,否则,政府既花了钱,甚至花了更多的钱,事情仍然办不好。


四、从建立方志地情数据库的目标出发,用“重修”的方法续修新志


    笔者以为,从建立政府(方志)信息数据库的目标出发,对首届修志所积累的地方文献资料进行开发,并新增首届志书截稿以后的资料作为一部新志,应该采用“重修”的方法续修新志。


    历史事实表明,“重修”曾为历代修志者广泛采用。在首届修志已基本完成的今天,用“重修”的方法来续修新志,是对我国修志传统的继承,也是建立政府(方志)信息数据库的需要。“重修”可以融前志精华与当代史料于一体,即纠错、补遗,又可续记新事,让前志得到升华、后志得到增益,一举两得。就首届新修地方志而言,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但也有不理想的地方,质量参差不齐,史事不确、取舍不当、评价不准、语言不精、校对不严等问题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它们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关注、使用的增多而日益显露出来。“重修”不是对首届志书的否定,是便于记速改革开放和便于用志的需求。“重修”篇目上要与前志有一定的对应性;在内容上将对当今史实加重记述的分量;对上届志书编纂的一些提法也要加以重新认识。前志该不该肯定,以及该肯定到什么程度,早已由前志本身的质量决定下来。以为“接修”是肯定,“重新”是否定,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重修”,不仅不会否定前志,相反还有利于修正、提高前志,有利于推陈出新、创造良志。“重修”优于“接修”。“重修”便于重新布局谋篇,古代否则很少“接修”,大多是“重修”,因为“接修”对近期史料有“上限”之规,如不“重修”记述,对一些时间跨首志、续志的事物,必然出现首志记述一部分,续志记述一部分的支离破碎现象。“重修” 乃是从事物的发端写起,并要写清楚事物的发展、变革,有因有果,有始有终,能够反应事物的脉络、变化和过程。就一志而言,对于某一事物的记述,不会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重修”便于使用。用志时,一志在手,可览个“一方之全史”,在一般情况下,对所要查找的事物不必查了前志又翻续志,查了正文又查勘误和补遗。


    在志书体例方面,笔者很赞同目前行内人士提出的观点,就是“重修”的新志采用条目体结构,设类目、分目、条目三个层次。条目体不仅便于编写,更重要的是便于网络版志书创立页面和调阅。排列组合上随意自如,可以象志书那样分类检索,也可以不像志书那样严格讲究,只要在概述文字或主页上建立关键词链接,鼠标一点就进入条目专题内容,读完后又可以返回概述正文或主页。采用条目体结构的方志数据库还可以实现历史与新闻同步,比如政府统计资料一旦公布,修志者可以立即补充网页;一届人代会开罢,修志者也可以及时将人代会内容补载到相应的条目中,当选的市长、县长同步列进“职官表”中去,以此类推,各行各业发生的事情都可以与新闻同步编辑载入方志数据库中。由于方志内容在网上公布,将及时受到公众的监督,不实之处或遗漏之处可以得到及时更正补充,网友们既是读者,又是评议者,完全可以保障方志内容的公正与真实。用于网上运行的电子方志,甚至可以取消记载时间断限,综合古今,无论历史上几修志书,它都可以锤炼成相对不变的“常量”永远保留在政府(方志)数据库中。不断延伸的新资料可以作为“变量”随时补充。“重修”方志只要掌握了“常量”与“变量”的关系,修志者作为网站编辑,将各行各业的资料通过办公自动化网络搜集、制作和修改增补到网页,那么方志信息数据库将永远是新的。政府(方志)信息平台形成相对稳定的格局之后,信息的“常量”不变,“变量”随时增补,网民常光顾你的网站,使用你的信息,点击量就逐步增高,由此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巨大的,可观的。


五、地方文献研究要更新观念,变革研究方法


    地方文献研究要克服实证主义史学的束缚,更新观念,变革研究方法。以实证主义史学为代表的方志编纂理论普遍认为,研究历史必须坚持客观主义原则,摒弃个人主观好恶,不偏不倚,无派无私,秉笔直书,像对待自然那样对待历史。由于方志研究的成果——志书多数人认为属“官书”“正史”,使得这一学科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官方性,加上人民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化理解,许多志书编纂者为了证明自己的研究成果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某些“既成结论”面前谨小慎微地描述“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敢越雷池半步。这种形式呆板、沿着年月日的轨迹一成不变的线性叙述使得内容丰富多彩的各地志书变得如此简单,数以百千计的省、市、县志如出一辙,不约而同地隐藏一种不言自明的逻辑——历史发展的因果性,尤其是政治、经济、人物传记类千孔一面。笔者认为,强调尊重客观史实本身并没有错,但如果将历史看成是纯政治史、纯制度史的东西。在历史科学的客观性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之间划等号,只能禁锢研究者的新思维,束缚研究者的新认识。


    事实上,人们研究历史,总是以现实的眼光和价值观念去叙说和评判历史。因此,历史研究中个人情感和主观色彩的注人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正是历史科学与自然学的不同所在。对于同一史科或史实,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应该允许在“官书”“正史”之外的“私人”修史、修志,应该允许地方文献研究者在学术范围内自由发挥,综合利用各种社会科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的研究方法,将“经济、社会、文明”进行有机的结合,实行跨学科的“全面历史”研究,进行时间和空间演化中的“人类历史”研究,阐明变化中的历史现象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例如城市与乡村、商业与农业、中心与外围、陆地与海洋……它们的地位与重要性在历史过程中经常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既不能用单线的因果关系,也不能用某种单一因素来解释,需要借助各种学科从多方面来加以说明。


    从重视历史连续性和关联性的角度来看,历史无非是人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的活动,空、时、人三者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时间上,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三分法”是一项独特的创造,他用长时段——地理时间——人类活动的背景机构,中时段——社会时间——某一地群体和集团局势,短时段——个体时间——个人规模的事件,作为“解释工具”来确定各种物质与非物质的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不同程度的作用。布罗代尔认为,社会时间才是最能反映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的深层意义,而不是传统史学所热衷的帝王将相等杰出人物的编年史。在空间上,马克思对社会形态“大跨度”的研究模式即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思想结构(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主流思想、选举、政党、国家)对地方的长期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区域环境、村落社区条件、传统日常生活与习俗等对人、对历史的影响和决定却往往被我国的史学界、方志界所忽视。地方文献研究者应拓展研究的资源和材料的搜集,扩展自己的视野,从结杰出人物与惊心动魄的“事件史”中解放出来,注重人类生活的“长时段”(影响历史进程的深层因素),关注人类群体精神状态的演进,着意于日常生活与习俗,使日常生活成为研究的主体对象,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作为自己的史料。从这种“史观”出发,全面体现史料的多样性,各类文书、图像材料、考古发现、口述材料都成为史料,一纸通知、一块城墙砖……这些无价值、不保留的“材料”都获得意义,都成为重要的史料。而研究的着重点在于提出问题,通过深刻的分析给予解释,所以是解释的历史而非肤浅的叙述。可以说,以区域环境、条件、传统日常生活与习俗为主体研究对象的地方史,是方志文献开发(重修志书)的魅力所在。


    要理解历史事物出现的真相,就不能不贴近古代的人和当时人的心态,这决不是通过几个杰出人物或历史事件就能够解释过去的。如想关心唐朝县治变迁,那么就需关心唐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也就是把人类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笔者有意尝试这种方法,围绕“沙县居住环境”主题,对沙县城乡建设的巨变与沙县的民众和地方干部们的心态、智慧、观念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探索。资料来源除了上世纪80年代首届编修县志时已搜集整理的《沙县城乡建设志(1932-1985)》初稿(未正式印刷)和已出版的县市新编志书及有关沙县城乡建设的档案材料外,补充新县志出版后近二十年沙县城乡建设巨变的史实,同时,对在世的知情者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访问,对一些家族居住史、家庭迁徒史作人类学田野调查,通过综合原始记录材料和访问所得的资料,以深入了解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信息;研究方式以对方史志综述、专题框架和记述人类学的方法,把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深入而细致地研究和描述福建山区县的人居环境和社会状况以及沙县建县以来城乡建设史实,诠释1000年来中国典型县镇的变迁和公元5世纪前后,为躲避中原战乱,大批北方士族南迁史以及福建山区县的居住环境和社会状况。重点放在1927年以来的国共两党之争、解放战争和解放后的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等各次运动及近20年改革开放的政策对当地民众居住环境的影响,集中阐述1949年以来一些家庭、普通百姓、当地干部为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居住条件是如何置身于带来新机遇的、新产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中的。如此的话,也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沙县城乡建设志》,而是《沙县人与沙县居住环境变迁》。


    总之,在新一届修志前夕,我们要立足网络时代的高度,置身知识经济的前沿,开拓方志新视野,使政府(方志)信息平台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的开发中心,促成方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健:《政府信息开发与立法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论文,1993,6。

[2]周健:《开放政府信息》,《人民日报》,2000,3,22。

[3]刘莹:《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情报资料工作》,2000,2。

[4][5]CCTV新闻夜话:《政治信息公开条例》。2002年10月30日10:36CCTV。